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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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傳播學；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聞傳播學研究生培養(yǎng)的內涵

新聞傳播學碩士是一個介于學士及博士之間的研究生專業(yè)學位，新聞傳播學要求本專業(yè)碩士具有新聞傳播學領域的基礎、獨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開辦新聞傳播學碩士學位課程的是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其專業(yè)涉及新聞的各個領域，畢業(yè)生在美國乃至世界各主流媒體十分活躍。而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本身起步較晚，無論是學科研究還是人才培養(yǎng)，都是在借鑒西方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fā)展起來的。新聞傳播學研究生學制一般為學分制，學時為三年，前兩年是基礎課和專業(yè)課學習時間，課程包括必修課和選修課，通?？梢孕尥杲^大部分學分；第三年用來完成畢業(yè)論文、畢業(yè)實習以及求職。畢業(yè)后獲得文學學士學位證書以及碩士研究生畢業(yè)證書。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生培養(yǎng)開始于1978年，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招收一批新聞學碩士研究生，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批自己培養(yǎng)的高層次的新聞教育人才。經過幾代新聞人數(shù)十年的努力后，當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已經初具規(guī)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漸規(guī)范化。

二、新聞傳播學研究生培養(yǎng)的特點

（一）人才培養(yǎng)的多元化

新聞傳播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注重多元化。近年來，跨專業(yè)報考新聞傳播學碩士的人數(shù)比例逐年上升。跨專業(yè)學生在接收新聞傳播學相關理論知識的同時，也可以將這些理論方法與自己本科專業(yè)所學的專業(yè)知識相結合，進行深入的辯證思考與分析。在學科交匯處提出新的理論設想，進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進學科融合發(fā)展。當前，業(yè)界需要這樣既具有新聞專業(yè)素養(yǎng)又擁有其他領域專業(yè)知識儲備的復合型人才。結合近幾年狀況來看，部分新聞從業(yè)人員也開始選擇讀研深造，他們的加入為新聞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實戰(zhàn)案例資料。

（二）課程設置重應用性

由于基本專業(yè)的特殊性，新聞傳播學在人才培養(yǎng)上更加注重實用性、應用性。在專業(yè)課程設置上，比起本科階段來更加注重的是基礎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學習，并且在進行了系統(tǒng)的概論學習后，細化專業(yè)學習。應用型課程的設置將當下新興的科學傳播技術和先進的新聞傳播理念引入課堂，彌補研究生在實踐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進行學術研究，使學術研究貼近實際生活，實現(xiàn)學術成果對實際生產力的轉化，促進新聞傳播理論更好地應用到實際的新聞業(yè)務中。這也能使研究生畢業(yè)后更快速地融入專業(yè)工作，使研究生教育與時俱進。

（三）注重思維及能力培養(yǎng)

與新聞傳播學本科生相比，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點是強化對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塑造，通過研究和討論，引導學生對理論進行思考，結合新聞業(yè)務案例進行研究。在這一過程中，鍛煉學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學生建立邏輯思維能力，辯證地理解新聞傳播理論，進一步研究新聞業(yè)務，發(fā)展學科理論學說。研究生教育需要從學術層面培養(yǎng)學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聞傳播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案例進行研究分析，對學說進行發(fā)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細，才能形成理論架構的系統(tǒng)搭建，邏輯思維的準確塑造，科研能力的著力培養(yǎng)。在不斷訓練的過程中獲得的能力，是研究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

三、新聞傳播學研究生培養(yǎng)的意義

（一）促進新聞傳播學專業(yè)的發(fā)展

我國的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均起步較晚，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基本是在新聞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過程中結合實際的新聞傳播事件進行的，主要是對新聞業(yè)務和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探索。其研究實用性質較強，相應的理論色彩就比較弱。傳播學引入新聞學界后，經過一代專家學者的探索，將二者磨合，新聞學和傳播學已經彼此交融，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經成為新聞學研究的一部分。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更加強調學科的融合，將二者的思想理念與研究方法融匯，以傳播學的研究方法探索新聞學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著力培養(yǎng)一群從事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人才，培養(yǎng)其科研能力，鼓勵熱心學術的學子攻讀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儲備人才。

（二）提升新聞傳媒行業(yè)的競爭力

從新聞傳播業(yè)界的角度看，新聞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教育對我國新聞傳媒行業(yè)的推動作用也是相當大的。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將新聞傳播學術理論轉換為新聞傳媒行業(yè)的生產力，促進我國新聞傳媒傳播能力的提升，擴大我國新聞的傳播影響范圍，提升我國新聞的傳播影響力，提高我國的國內外輿論引導能力，進一步增強我國現(xiàn)當代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新媒體的出現(xiàn)、社交媒體平臺的強大給新聞傳播力的提升帶來了新的問題，如何在這樣一個形勢多變的環(huán)境下加強我國的新聞傳播力，需要學界的研究者們不斷提出新問題和新視角，反復地進行研究，探討出最好的方案、辦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發(fā)展的需要

隨著本科畢業(yè)生數(shù)量的逐年增加，本科畢業(yè)生就業(yè)的壓力持續(xù)增長，而本科文憑的競爭力卻未曾增長。這使得本科畢業(yè)生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越發(fā)處于劣勢地位。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碩士研究生在就業(yè)時相較于本科生會更有自信心、更有競爭力，部分政府部門、事業(yè)單位以及企業(yè)對高學歷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區(qū)、基層單位，研究生的優(yōu)勢較大。在工作中，學生在研究生階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養(yǎng)出的思維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務處理上看得更遠、考慮得更周到、處理得更妥帖，這種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發(fā)展上有著足夠的后勁。新聞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教育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從行業(yè)，甚至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都十分重要。國家傳媒影響力的拓展、新聞傳媒行業(yè)的發(fā)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本身的發(fā)展，都離不開科學、規(guī)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專家學者們對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視，完善學科教育體系，豐富研究生教育內容，鼓勵學生刻苦鉆研學術，促進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的健康發(fā)展。

作者:周婉馨 單位:重慶工商大學

參考文獻：

［1］董天策.新聞與傳播專業(yè)型碩士的培養(yǎng)目標與模式［J］.新聞與寫作，2014（4）：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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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關鍵詞：解釋學  新聞文本  作者消隱  傳者本位

論文摘要：解釋學是當代西方最重要的 哲學 思潮，解釋學意識正在廣泛地滲透到各冬文學科的研究中，將解釋學方法運用于新聞文本的解讀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創(chuàng)造性的啟示和發(fā)現(xiàn)。從解釋學視角考察新聞文本的特征，其鮮明的“作者消隱”特征和“受眾指向”為讀者獨立的、多元的解讀文本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透過受眾多元解讀的表象，新聞文本的實質卻是一種傳播者本位的活動，受眾本位沒有實現(xiàn)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當今社會是一個由眾多文本構成的社會，人們每日生產并消費著大量的文化文本，這使得文本的解釋和解讀變得非常重要。伽達默爾在1960年推出了巨著《真理與方法》使得解釋學不僅成為一股熱潮，而且使“解釋學意識”成為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思想觀念之一，學者張汝倫稱之為“人類哲學思想在本世紀發(fā)生的‘解釋學’轉折”[。解釋學作為理解和解釋“文本”(text)的意義的理論或哲學，其涵蓋范圍相當廣泛。“這里所說的‘文本’，可以一般地解釋為一切以書面文字和口頭語言表達的人類語義交往的形式。而‘意義’是一個抽象而難以明確統(tǒng)一定義的概念，它體現(xiàn)了人與社會、人與 自然 、人與他人、人與自我的種種復雜交錯的文化關系、 歷史 關系、心理關系和實踐關系。”[](～。’通過對文本內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對照考察，以求獲得對文本的正確理解。這一理念使解釋學成為一種致力于對文本的“意義”的進行理解和解釋的理論體系。

信息社會中的新聞文本傳播范圍廣、受眾數(shù)量多、對社會影響也很大。解釋學的興起與 發(fā)展 為新聞文本的解讀提供了必要的方法和指導，正如施萊爾馬赫所說“哪里有誤讀，哪里就有解釋學”。因此，將解釋學方法運用于新聞文本的解讀中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創(chuàng)造性的思路。從解釋學的視角來看新聞文本，其文本特征非常突出。

一、新聞文本的“作者消隱”

借鑒m·h·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一書中以作品為中心構建的文學研究系統(tǒng)，我們發(fā)現(xiàn)所有的文本系統(tǒng)都是由世界(宇宙)、作品、作者、讀者四個要素構成的，解釋學以前的中西文學研究和社會文本研究都比較關注的是作者這一要素。解釋學的興起，一改以往的“作者中心論”，大大提升了系統(tǒng)中文本和讀者的地位，解釋學中出現(xiàn)的這種對作者研究的疏理傾向，和新聞文本對作者的天然排斥有著某種一致性。

縱觀中西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新聞事業(yè)一度被稱為宣傳并成為各個歷史時期不同黨派、階級的重要斗爭手段，但是在新聞文本的寫作和接受中，卻有一種奇特的現(xiàn)象，即新聞文本很少甚至在以各種方式抗拒作者的出現(xiàn)。因此，大多數(shù)的新聞讀者或受眾可能會記得許多新聞文本中的新聞人物和新聞事件，但是很少會有人記得寫就這些新聞文本的記者的名字。這和我們面對文學作品時首先要找尋的作品歸屬有著天壤之別，茅盾的《子夜》、魯迅的《野草》、韓寒的《三重門》，我們習慣于在作品之前或之后帶上作者的名字，文學作品似乎有著和作者天然的聯(lián)系，每一部文學作品都銘刻著作者的印記。和文學文本不同的是：新聞文本常常運用各種方法企圖消隱作者的存在，大多數(shù)通訊社的稿件只顯示通訊社的名稱，而略去記者的名字，這代表著新聞文本在寫作中遵循著特殊的原則——客觀性原則。“新聞作品的客觀性”經過歷史的選擇和學界的討論后無疑已成為新聞寫作的典范要求。羅蘭·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中談到客觀的新聞報道的寫作時稱其為“白色的寫作”或“零度的寫作”，其目的也是要標示出新聞這一特殊文本對寫作者身份和意志的消解。直到現(xiàn)在，所有新聞寫作仍然將客觀性和“作者的消失”作為最佳新聞文本的必備條件。大多數(shù)新聞寫作的教科書會反復的告誡初學者要多用動詞、少用形容詞和修飾性成分；要報道而不要推論和判斷。為什么呢?很簡單，因為形容詞和修飾性成分、推論和判斷都會暴露作者的隱身之處。時至今日，大多數(shù)的業(yè)內、業(yè)外人士都認識到絕對客觀的不可能，但是所有新聞文本的寫作者依然會恪守客觀報道的理念，有意識地去避免推論和判斷帶來的偏見。下面這則電訊稿堪稱新聞文本的典范之作：

(路透社達拉斯1963年11月22et電)急電：肯尼迪總統(tǒng)今天在這里遭到刺客槍擊身死。

總統(tǒng)與夫人同乘一輛車中，刺客發(fā)三彈，命中總統(tǒng)頭部。

總統(tǒng)被緊急送入 醫(yī)院 ，并經輸血，但不久身死。’

官方消息說，總統(tǒng)下午l時逝世。

副總統(tǒng)約翰遜將繼任總統(tǒng)。

這篇報道可以充分體現(xiàn)新聞文本的特點：只標明了通訊社的名稱而缺失作者；文本以陳述事實為主，沒有判斷與推理；強調對動詞的使用，力避形容詞、副詞等修飾性成分；敘述簡潔明快，直接將讀者的目光拉到新聞文本所報道的信息之上，極力想創(chuàng)造信息的自動呈現(xiàn)的動態(tài)效果。這樣一種寫作模式使新聞文本從最初就呈現(xiàn)出文本與受眾的自然交流和溝通的特性，通過隱藏作者而突出了信息傳遞過程中的文本和受眾的關系，從而創(chuàng)造出了信息自然流動的幻覺。

二、新聞文本的“受眾指向”

伽達默爾運用“游戲”概念，從本體論角度闡發(fā)了他的 藝術 本體觀念。他認為，藝術的本質就在于它是一種游戲，而游戲通常由游戲者和觀者組成一個整體，但最根本的是由觀者去感受。“游戲的真正主體不是游戲者而是游戲本身，是游戲本身在游戲。……作品的真正主體不是作者而是作品本身……” “游戲和作品的自我表現(xiàn)都需要觀眾，只有在觀看中這種自我表現(xiàn)才能實現(xiàn)并持存下去”?！皩ψ髌返拇嬖诙裕髡叩膭?chuàng)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讀者的理解，讀者的理解使作品變成現(xiàn)實”。

在傳統(tǒng)的新聞文本寫作中，尤其是政黨報紙唱主角的“黑暗時代”，新聞以傳者為中心，甚至簡化為一種宣傳，直到現(xiàn)在，每當國家有大的事情發(fā)生或者 政治 上出現(xiàn)不穩(wěn)定因素時，傳者意志也依然會突然被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境地。政府、 企業(yè) 、或掌權者為自己之利益所作的一些議程設置，更是傳播者(廣義的新聞文本的寫作者)的意志體現(xiàn)。大眾傳播效果理論中魔彈論是對這種現(xiàn)象的很好注解：面對新聞媒介的信息洪流，受眾就像是沒有任何抵抗力和自由意志的靶子，會在媒介的射擊中應聲倒下。但是隨著受眾研究的展開，魔彈論過分夸大傳播者意志的神話不攻自破。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眾的參與以及其對新聞文本的解讀日益得到凸顯。人們開始注意到所有的新聞文本都具有一定的指向性，這種指向主要是對讀者的呼喚。新聞文本作為時效性極強的“易碎品”，一旦錯過讀者的注視就會變成永遠的零符號，沒有文學史上被忽略作品被重評為經典的幸運，因此其對受眾參與的渴望也就更為強烈。這使得當前的新聞文本的從醞釀到生產始終都有明確的“受眾指向”。對受眾參與的重視直接促成了大眾傳播理論修正：在解釋一個完整的傳播過程時添加了一個今天看來不可或缺的要素——受眾反饋。這一雙向傳播鏈的完成不僅指出的新聞文本的有著潛在的指向對象，而且把受眾的反饋視為傳播過程必不可少的要素。這一要素的發(fā)現(xiàn)為后來新聞傳播研究從傳者本位到受眾意識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理論根基。伽達默爾說“游戲也是一種交往活動”，“游戲始終要求別人同戲”[j(p37)。在注意力 經濟 時代，新聞文本永遠在期待讀者的關注和閱讀與參與。

解釋學對新聞文本解讀的更深的啟發(fā)在于，新聞文本在制作過程中已經開始考慮到受眾的解讀問題。隨著媒介產業(yè)化進程的推進，各類媒體對于兼具消費者特征的受眾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種關注已經從對新聞文本解讀的重視，延伸到新聞文本的選材、立意等各個方面。比如新聞界對所謂“強點信息”(生活中的熱點、焦點、難點問題)的關注，我們完全可以視之為受眾興趣的延伸。當前許多都市類報紙采用各種手段調動受眾參與的積極性，一些受眾甚至直接參與了新聞文本的生產。比如《商報》的“爆料新聞”有的是由讀者直接提供新索、有的干脆就是讀者自己的講述；《湖南衛(wèi)視新聞》中的部分新聞也是由熱心觀眾提供。從意義上講，新聞不僅延承了解釋學對文本和讀系的重視，而且將受眾參與提升到了前所未有度；而新聞文本的最終的評價標準所依賴的報行量和電視的收視率更是對受眾參與的肯定。學的視角不僅讓我們注意到了傳播過程中受眾性，而且為傳播理論從傳者本位到受眾意識的提供了很好的原因注解。

三、新聞文本解讀的多元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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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史在新聞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培養(yǎng)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xiàn)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xiàn)象的高度珍視，對一種全面發(fā)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學科是集中表現(xiàn)人文精神的知識教育體系，它關注的是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xiàn)。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義就是：尊重人的價值，尊重精神的價值。

人文精神的內涵在于：一是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價值追求”，提倡人文精神與科學性的相容性，關懷的中心是現(xiàn)實生活中人的身心全面價值的體現(xiàn)；二是人文指“區(qū)別于自然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的人與社會的事物”，其核心是貫穿于人們思維與言行中的信仰、理想、價值取向、人文模式、審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認為人文精神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活動的內在靈魂與生命；三是人文精神是把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貫注于人的價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強調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揚和人的文化世界的開拓，促進人的進步、發(fā)展和完善；四是人文精神是人類不斷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從“自在的”狀態(tài)過度到“自為”的狀態(tài)的一種本事；五是人文精神是“一種關注人生真諦的和人類命運的理性態(tài)度，它包括對人的個性和主體精神的高揚，對自由、平等和做人尊嚴的渴望，對理想、信仰和自我實現(xiàn)的執(zhí)著，對生命、死亡和生存意義的探索等。

而任何的歷史教育，“從根本上講是一種人性化的教育，是通過授予歷史知識，使受教育者在認識自我世界、認識和適應社會、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能力和審美能力等方面得到發(fā)展”的教育。因而真正的新聞史教育，應當以新聞事業(yè)所關乎的人為中心，把握人對于新聞事業(yè)發(fā)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響，追問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背景對于人的意義與價值，辨析以人為主體的新聞事業(yè)發(fā)展規(guī)律，并最終學會觀照當下現(xiàn)實。

（二）把握新聞事業(yè)的一般規(guī)律，提高理論素養(yǎng)

新聞理論素養(yǎng)的內在要求其實是加強人文素質與人文素養(yǎng)的融合。科學素質的基本內涵可以分為兩層來理解：一是掌握人文、社會科學和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知識、技術、能力，提高媒介素養(yǎng)，即獲取信息、解讀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會交往能力、新聞敏感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網絡操作能力等。二是養(yǎng)成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勇于創(chuàng)造的科學精神。即求真、創(chuàng)新、懷疑和堅持，包括啟蒙精神、懷疑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創(chuàng)新精神。媒介素養(yǎng)就是以批判性思維為核心的，它是批判性思維與媒介文本解讀的結合。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任何理論都是從事實中總結得出。而歷史是每一個事實的積淀。尊重新聞歷史，才能更好的理解新聞理論，提高個人理論素養(yǎng)。

二、 新聞史在新聞教育中的誤區(qū)

（一）當前新聞史教育缺乏橫向拓展

長期以來，新聞史被視為枯燥乏味，基本上是人物、事件、時間的簡單羅列。這實質上是教師將新聞史視為孤立的個體，只重視歷史知識的簡單傳授，自然談不上教學效果。在教學中，橫向比較就是運用共性和個性辯證統(tǒng)一的原理和方法，通過橫向聯(lián)系形成整體，將某一歷史時段新聞業(yè)發(fā)展的“點”提升到人類社會新聞業(yè)發(fā)展的“面”上去考察，將某時期的新聞史實與其他方面史實相聯(lián)系，探討新聞的共性、個性。從構建“大新聞傳播史” 的觀念看， 新聞傳播史的任何一個片段都可算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是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

橫向比較觀照也不應拘泥于一國的時空范圍。比如在講述美國新聞史20 世紀初大眾化報業(yè)和黃色新聞時，可以首先分析其社會背景、特征，啟發(fā)學生是否有類似的報業(yè)現(xiàn)象可進行比較，再讓學生審視當前我國都市報大戰(zhàn)：新聞炒作，惡性競爭，同質化等現(xiàn)象。

中國都市報發(fā)軔于1995 年《華西都市報》，如今走過十多年的發(fā)展史，但回頭看美國這段新聞史， 雖然國家不同，卻是“ 歷史驚人的相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的報紙將走向何處？ 可以通過組織學生閱讀材料、報紙深入討論，促進學生對當今新聞史———都市報現(xiàn)象進行剖析。

（二）當前新聞史教育缺乏縱向延伸

實際教學中，人們更關注現(xiàn)實的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注重對現(xiàn)時輿論事件和話題的把握。新聞史教學忽視了新聞的歷史傳承性及新聞的歷史視角，淡化歷史對于新聞業(yè)務的指導作用，使學生產生為學歷史而學歷史的錯覺。而更多的新聞史教學中并未加強縱向延伸，聯(lián)系現(xiàn)實情境，將歷史的講述與現(xiàn)實重大變動結合，沒有注意歷史知識的現(xiàn)實意義。所以，新聞史教學中缺乏課程的貼近性，難以使學生對歷史有深刻的感知與理解，也難以培養(yǎng)學生增強分析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很難體現(xiàn)出新聞史的價值在于啟示現(xiàn)在、昭示未來。

正如學者李彬所言，所謂新聞傳播史不過是當代媒介世界的有機構成，一切新聞傳播史的意義同樣取決于當代的環(huán)境和語境。因此，現(xiàn)在時而非過去時才是新聞傳播史的本質屬性，學習與研究新聞傳播史實際上都是基于現(xiàn)實而非思古幽情。只有從當代性的角度才能把握新聞傳播史的真諦，當代性而非歷史性才是新聞傳播史的根本所在。

三．新聞史教育中“瓶頸效應”呼喚“東風效應”

所謂“瓶頸效應”，反映的是一定社會心理過程中各個因素、環(huán)節(jié)的相互關系。社會角色扮演者在進行某項創(chuàng)造活動時，在從事某一學習、工作和生活的角色行為時，要求與之相關的各因素、環(huán)節(jié)配合與協(xié)調并進，其中如果某一因素和環(huán)節(jié)跟不上，就會成為“瓶頸”卡住整個活動和某一行為的正常進行。而通過觀察研究，我國當前新聞史教育滯留于“前茅塞頓開”狀態(tài)，而難以在形式和內容上創(chuàng)新與提高。由此看來，突破當前新聞史教育中的“瓶頸狀態(tài)”而使之得以提高和改進欠缺“一劑東風”。

在新聞史教育中，如何使得“東風效應”迅速到來，而沖破“瓶頸效應”，首先要調整新聞史教育自身的行為欠缺，重視教學中思維想象力的養(yǎng)成，著力擴大教學中的聯(lián)系點，積極尋找新的“要素子系統(tǒng)”， 呼喚“東風效應”以消釋“瓶頸效應”。

三、結束語

雖然，當前新聞史教育長期面臨教師授課形式單一、呆板，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的困境。但是，新聞史作為新聞學教育中不可缺失的基礎課程，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并且舉足輕重。所以，筆者通過研究我國當前新聞史教育的缺憾和不足，提出相關策略，以力求為我國新聞史教育提供些許幫助

參考文獻：

［1］李彬：《媒介話語———新聞與傳播論稿》/[M]北京，新聞出版社2005 年.

［2］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80 頁.

［3］程曼麗：《“外國新聞事業(yè)”研究的回顧與反思》，news.xinhuanet.com/new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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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概念 分類 特征 意義

【作者信息】王世華，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主任編輯。

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時評復興直接催生了后來的網絡評論熱，并延續(xù)至今。時評復興與新的媒介技術共同開啟了以網絡評論寫作為主要景象的公民寫作時代。時評復興也將媒介評論的歷史帶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網絡評論時代”。由此，網絡評論成為學界和業(yè)界的關注焦點。但關于什么是網絡評論，卻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一、文獻綜述：模糊而混淆的概念

“網絡評論”是一個新詞，其最早見諸學術期刊大約是10年前。最近幾年，隨著新媒介技術的迅猛發(fā)展和公民寫作蓬勃興起，“網絡評論”也成了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新聞學術語。然而，梳理現(xiàn)有與“網絡評論”相關的研究文獻，不難發(fā)現(xiàn)以下幾個突出的問題：

一是“網評”“網絡評論”“網絡新聞評論”“網絡言論”被大量學者混用，彼此并不區(qū)分。二是使用這些概念時并不給出具體的定義，仿佛這是眾人皆知的，毋須說明的。三是即便給出了定義，定義也十分隨意。如有學者這樣定義：“網絡新聞評論，即時評、政論，是網民借助網站搭建的信息傳播平臺，就當前某重要新聞或某新聞事件進行議論和評述的文章，每篇字數(shù)一般在五六百左右，也有超過千字的。”[1]很顯然，這樣的定義不夠嚴謹。還有學者認為，“網絡新聞評論一般是就某個重要新聞事實或新聞事件借助網絡媒體所發(fā)表的評論”。[2]這也過于狹隘，而且未觸及本質。四是“網絡評論”或者“網絡新聞評論”作為一種新的形態(tài)，到底包括哪些具體的體裁或形式，鮮見系統(tǒng)的梳理。

比較而言，以下幾位學者的解讀較為合理。王振業(yè)等認為：“網絡新聞評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意見信息……只要其‘新聞性’‘政論性’的特征還在，‘不成文’的討論應當和‘成文’的文章一樣，納入網絡新聞評論的范疇?！盵3]這個定義抓住了“意見”這個本質，同時還回答了在網絡新聞評論定義上廣受爭議的一個問題：到底不成文的言論，諸如新聞跟帖算不算網絡新聞評論？當然，這個定義也稍顯狹隘，因為網絡新聞評論并非都是有關政治的言論。

楊新敏等指出：“面對網絡新聞評論，我們必須放開對新聞評論的限定，只要它不違背新聞評論的本質規(guī)定，它就是新聞評論，而不是別的。……我們可以給網絡新聞評論作個寬泛的規(guī)范，即出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上的對新聞事件的看法?！盵4]這給了一個新思路，即以開放的思維去認識這一新概念。

胡文龍認為：“與大眾傳播一樣，網絡傳播也包含事實性信息和意見性信息兩個部分，網絡言論指的就是網絡傳播中的意見性信息?！盵5]這個定義顯然也持有一種開放和包容的態(tài)度，核心也有兩點，一是“網絡傳播”，二是“意見性信息”，所指范圍很廣。

這三位學者跳出了狹隘的思維模式，給我們最大的啟發(fā)是：對網絡評論的認識和理解必須打開視野。

二、網絡評論的概念：狹義、中義及廣義視角

1. 新聞評論的本質

美國新聞學界在報刊言論領域沒有“新聞評論”一詞，他們使用的相關詞語是“opinion”，一般譯為“言論”或“意見”。狹義的“opinion”指社論、短評、專欄評論；廣義的把政治漫畫、民意調查和讀者評書都包括進去。[6]國內學界也注意到“新聞評論”是典型的中國式學術用語，同時開始認同“新聞評論”是與“opinion”意義最接近的詞語，起碼在本質上它們是一致的。那么，本質是什么呢？

新聞評論的基本功能是對新聞進行認識。而普通邏輯告訴我們“判斷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工具”，因此馬少華指出，“判斷是新聞評論的核心價值。正是判斷使新聞評論回到了認識論的層面”。[7]他將新聞評論定義為“表達作者對新聞事件或社會現(xiàn)象的判斷與思考，是人們通過媒體交流觀點的工具”。[8]還有學者指出：“構成新聞評論的最根本的要素是什么？一句話，是對新聞事件表達觀點?！盵9]即判斷一種文體是否屬于新聞評論的本質依據(jù)就是看它是否有判斷（事實判斷或價值判斷），也就是是否具有觀點，或者說是否是意見信息。至于論述，這并非必要條件。因為在本質上，新聞評論重在判斷而不是論述。此外，是否必須基于新聞事件，這也未必，因為對社會現(xiàn)象的判斷也是新聞評論，這就不一定依附于具體的新聞事件，而是基于非新聞事件。當然，這里的非新聞事件一定不是什么陳年舊事，而是已經備受社會關注但當前并沒有被生產為具體新聞產品的事件；或者是已經被媒體反復報道，而最近并不是新聞事件的社會現(xiàn)象。

總之，新聞評論的核心價值即是判斷（觀點、意見信息），認識到這一點，是我們進一步了解“網絡新聞評論”和“網絡評論”及其內涵和外延的前提。

2. 幾個概念的大小問題

“網評”是“網絡評論”的簡稱，“網絡評論”應當是典型的基于互聯(lián)網環(huán)境的“opinion”，也就是―“網絡言論”（殷俊等學者稱之為“新媒體言論”）。有學者表示，“網絡新聞評論，在最寬泛意義上與‘網絡言論’意義相當，指網絡媒介傳遞的具有評論性質的言論”。[10]但筆者認為“網絡言論”（或者“網絡評論”）的外延要比“網絡新聞評論”大得多，因為從評論的對象來看，“網絡評論”并不絕對以新聞事件或現(xiàn)時社會現(xiàn)象為依托，它至少有4個層次：其一，以宏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命題為評說對象的思想評論、政經評論和文化評論（以下統(tǒng)稱“政論文”），這類評論在網絡上并不少，不能視為“網絡新聞評論”；其二，針對新聞事件展開的評論，新聞性和時效性都很強，這是典型的“網絡新聞評論”；其三，不以新聞為背景，而是以一個時代背景下的一種社會現(xiàn)象展開的評論，新聞性和時效性有，但不強，也可視為“網絡新聞評論”；其四，還有個人對某個非新聞事件、非社會現(xiàn)象（比如身邊發(fā)生的事）的評說，新聞性和時效性均可能很弱，這不能歸為“網絡新聞評論”，而這種評論在網絡上大量存在。故而將“網絡評論”同“網絡新聞評論”等同起來，十分不妥。

3. “網絡新聞評論”與“網絡評論”的定義

按照前文馬少華的觀點，新聞評論的定義有兩個核心點，一是針對新聞事件或社會現(xiàn)象，二是有判斷。具備這兩點就算是新聞評論。當然，這里隱藏了具體的傳播載體和形式，馬少華并沒有說明。但顯然這個定義具有通用性，適用于不同媒體。報紙新聞評論的傳播形式是文本，我們還可以把新聞漫畫列進來；廣播新聞評論的傳播形式自然是聲音（音頻）；電視新聞評論的傳播形式主要是視頻。

那么“網絡新聞評論”的定義只需再加一個條件――必須在網絡媒體上生成或傳播。由于網絡媒體是融媒體，它融合了上述所有傳播形式，因此，“網絡新聞評論”是指在網絡媒體上生成或傳播的、表達作者對新聞事件或社會現(xiàn)象的判斷與思考的文本、圖片、音頻、視頻以及動畫、漫畫等。這個定義的外延夠大了，但顯然，“網絡評論”的外延更大，它應該指在網絡上生成或傳播的、表達作者對新聞事件、社會現(xiàn)象以及其他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問題乃至個體身邊非普遍性事情的判斷與思考的文本、圖片、音頻、視頻以及動畫、漫畫等。

綜上所述，“網絡評論”有狹義、中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網絡評論”即是文本式“網絡新聞評論”。中義的“網絡評論”就是“網絡新聞評論”，即除文本以外，還包括具有新聞性和時效性的其他新聞評論形式（比如新聞漫畫、評論化圖片等）。而廣義的“網絡評論”包括網絡媒體上具有或不具有新聞性、時效性的其他所有評論形式。

上述廣義上的定義，并非無根據(jù)地放大，一個重要理論依據(jù)是，互聯(lián)網具有跨時空的特性，具有融合多種形式進行傳播的功能。一言以蔽之，網絡媒體是一個融媒體，其巨大的包容性直接造就了網絡評論的形態(tài)多樣化。有學者表示：“網絡本身就是兼容并包的，（對）網絡新聞評論也不宜做過多的限定。”[11]“在這樣一個全媒體、開放性、多元化的環(huán)境下，新聞評論在主體、形態(tài)、議題以及觀點表達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和豐富”。[12]

三、網絡評論的分類：按4個角度嘗試劃分

1. 按評論對象劃分

（1）針對具有宏大主題的政治、經濟、文化現(xiàn)象進行評說的政論文。它的新聞性和時效性均很弱，比如關于民主的討論，從未絕于網絡。與梁啟超倡導的“時務文體”一樣，這種文體一般立足現(xiàn)實宏觀問題，篇幅較長，論證嚴密，說理清晰，探究深刻，但絕不等同于八股式學術論文。有必要進一步指明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興起于小眾刊物，此后轉移到網絡空間的思潮爭辯中，政論文是最主要的文體。迄今一些政論網站和主流論壇的深水區(qū)仍是政論活躍的陣地。

（2）針對具體新聞事件和現(xiàn)時社會現(xiàn)象的評論，即網絡新聞評論。又主要包含以下幾種：一是從傳統(tǒng)媒體轉載到網絡媒體的“上網新聞評論”，常見于各門戶網站的評論頻道，屬于精英話語體系；二是由網絡媒體固定作者群或者寫作班子原創(chuàng)的“網上新聞評論”，同樣屬于精英話語體系；三是廣大普通網民在論壇以及博客、微博等自媒體上發(fā)表的新聞評論，既有精英言論，也有草根言論。

（3）就身邊某些事件的評論，多見于社交媒體。這些數(shù)量眾多的言論文字大多不能進入主流傳播體系，難以形成公共議題。

2. 按信息形式劃分

信息一般有6種形式：文字、聲音、圖像、視頻、動畫、符號。盡管這些形式孤立地呈現(xiàn)也能表達觀點，但互聯(lián)網的多媒體特性一般使得它們會以組合的形式出現(xiàn)。這里以主要的表現(xiàn)形式來劃分，包括文字評論、漫畫評論、圖片評論、視頻評論、音頻評、動畫評論、符號評論。其中文字、漫畫、音視頻評論在歷史上早已存在，這里僅對其他幾種評論形式加以簡要闡述。

圖片評論――可被視為新聞漫畫的變種。漫畫需要美術專業(yè)功底，但大多數(shù)網民并不具備，于是他們利用PS技術對圖片進行簡單加工，輔之以簡單的文字說明，以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形式已經被不少網民掌握，成為一種話語表達“時尚”。由于創(chuàng)作者一般不具名且網絡具有匿名性，在評論對象的選取上，其尺度要比文字評論和漫畫評論更大。

動畫評論――網絡開創(chuàng)的新形式，它具有視頻評論的動態(tài)性，只不過每一幅畫面不是圖像而是矢量圖。但它絕不像視頻評論那樣采用“評談”或“點評”形式，而是從頭到尾用一組動畫表達觀點。當然，由于需要專業(yè)技能而且制作成本不低，所以這種評論形式并不多見，《飛碟說》算是影響力較大的典型案例。

符號評論――一個電子表情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是各階層網民即興式的情感抒發(fā)和意見表達。符號評論具有典型的碎片化特征。盡管這種碎片式表達無法體現(xiàn)事件的全局和價值，但從總體上看，通過對碎片式話語的集納整合，卻可以梳理出社會輿論的大致脈絡和走向。[13]

3. 按體裁劃分

體裁是指作品的樣式。被認可的某種作品體裁，其藝術結構一般在歷史上具有某種穩(wěn)定的形式。由于網絡巨大的包容性，網絡評論涵蓋了歷史上所有的評論體裁樣式。這里，筆者把它們分為文本體裁和非文本體裁兩大類。文本體裁又分為成文文體和不成文文體兩類，前者可獨立、完整地表達觀點，后者獨立和完整性較弱。

其中，成文文體的體裁包括（大致按見網頻率多寡）時評、隨筆、社論、政論、雜文、古體論說文、述評、散論以及“網絡文體”（筆者注：網絡文體是一種典型的網絡化寫作，徹底顛覆了傳統(tǒng)新聞評論的規(guī)范，風格各異，諸如打油詩、歌曲改編以及近年流行的“凡客體”“咆哮體”等，一般帶有諷刺和娛樂意味，筆者將其統(tǒng)稱為網絡文體）。

成文文體所包含的體裁樣式，在歷史上均出現(xiàn)過，但網絡環(huán)境讓它們出現(xiàn)了以下傾向：一是雜交，比如時評和隨筆的雜交體在互聯(lián)網言論空間隨處可見（盡管隨筆時評化一直存在于大眾媒體，在民國時期也曾一度盛行，但網絡媒體無疑極大地推動了隨筆的時評化）；二是隨意，比如選材更泛化，觀點更隨意，體例更隨便等，“散論”四處可見；三是復古，盡管古體論說文這種古老的文體與互聯(lián)網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由于可以規(guī)避關鍵詞屏蔽，一股復古風正風行于網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史記?王石列傳》。該文不僅是批評商人王石在汶川大地震中不當言行的標志“檄文”，而且引發(fā)了一系列“史記列傳體”和古文風。

至于不成文文體，很難從體裁角度分類。目前網絡上流行的形式有跟帖評論、微博評論和聊天評論。

4.按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載體劃分

一是“上網評論”，由傳統(tǒng)媒體的專業(yè)團隊生產，然后將作品上傳到網絡媒體。這是精英話語體系向網絡的移植。二是“網上評論”，由網絡媒體自身的評論團隊生產的評論作品。三是“網友評論”，指由普通網民在論壇、博客、微博里的評論和跟帖評論。它與“網上評論”的區(qū)別在于，前者一經即是新聞產品，而后者只是個人表達；前者進入了主流話語體系，而后者屬于自媒體圈的非主流話語體系。當然，這三者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線，比如有些精彩的“網友評論”被編輯發(fā)現(xiàn)后，可能轉化為貼上媒體標簽的新聞產品。

四、網絡評論的特點：難以一語概括

關于網絡評論和網絡新聞評論的特點，研究者大多基于比較視角，即與傳統(tǒng)媒體尤其是報紙來做比較。學者潘瑛認為，網絡（新聞）評論“欄目設置更多樣，形式更直觀；容量大，包容性強，存留時間更長；傳播和互動更及時；形式更加靈活”。還有學者認為，網絡評論和傳統(tǒng)媒體的評論相比，特點在于“準確及時，快速反應；旗幟鮮明，尖銳潑辣；交互性強，穿透力大；題材廣泛，形式多樣”等等，不一而足。[14]這些大多是掛一漏萬，不夠全面。

筆者的觀點是從信息形式看，網絡評論承載并融合了多種信息形式。從體裁看，網絡評論兼容并包，不但包容了歷史上所有的評論文體，而且使之糅合在一起，充分體現(xiàn)了文無定法；從議題看，網絡評論更加開放，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了言論自由；從創(chuàng)作主體看，網絡評論有著顯著的去精英化特征，普通網民成為言論生產者中數(shù)量最大的群體，這宣告人人參與的群言時代來臨；從表達方式看，網絡評論跳出了評論規(guī)范的窠臼，突破了現(xiàn)有話語風格，表現(xiàn)出明顯的個性化、網絡化乃至生活化；從時效性看，網絡評論不再是“馬后炮”式的言論，它實現(xiàn)了及時互動傳播，在時間上與新聞報道呈現(xiàn)出交替演進狀態(tài)；從傳播視角看，網絡評論使得評論由單一的大眾傳播模式向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并存的模式轉變，使得受眾的參與性顯著增強。

五、網絡評論的意義：不止于新聞傳播學

網絡評論不單單是一種新興的評論形態(tài)，而且是一種新的社會現(xiàn)象，其重要意義不僅僅局限于新聞學和傳播學，甚至在社會學和政治學視野下，它的意義更為重大。網絡評論至少在中國已經成為網民網絡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網民參與公共生活的典型方式，正在引領網民從網民向公民轉型，并必將促進網絡公共領域的構建和完善。

當然，也不得不承認，由于網絡媒體“把關人”的缺失、網民素質的良莠不齊以及數(shù)字鴻溝的存在，網絡評論總體上還存在傳播無序、言論質量不高、眾聲喧嘩而難以達成共識等缺點，但這幾乎也是網民爭取更大言論自由、公民意識覺醒和公民社會成長的必然過程，決不能因此否定網絡評論作為一種新的評論形態(tài)、一種新的社會現(xiàn)象、一種新的網絡生活方式的進步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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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馬少華，劉洪珍. 新聞評論案例教程[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

篇5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軍作為召集人，邀請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銘等專家教授，集會于上海大學樂乎樓，擬定了從7個分支學科和學術角度對20世紀新聞與傳播學術進行歷史性研究與描述的計劃。其中包括理論新聞學、新聞史學史、應用新聞學、傳播學、宣傳與輿論學、公關與廣告、臺港澳新聞與傳播學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軍主編，并作為新聞出版總署“十五”國家重點規(guī)劃圖書的《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別為戴元光著《傳播學卷》，童兵、林涵著《理論新聞學卷》，徐培汀著《新聞史學史卷》，單波著《應用新聞學卷》，邵培仁、何揚鳴、張健康著《宣傳學與輿論學卷》?？梢哉f，這既是對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全面而綜合的學術大檢閱，又是在一種宏闊的理論視野觀照下的堅實的學術構建。

當時，作為《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系列專著，其整體的研究重點當然首先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fā)展與建設上?？梢哉f，這套專著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一次總結。其中，不僅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的每一個重要現(xiàn)象和事實進行微觀透視，還特別對于整個20世紀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狀況加以居高臨下的宏觀把握。如戴元光在《傳播學卷》第三章闡述道：“可以說，中國古代傳播思想不僅在中國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輝燦爛的一頁。但這種發(fā)展成就并沒有延續(xù)下來，明清已經開始衰敗，到近現(xiàn)代，中國的傳播思想和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國不得不引進西方的傳播觀念。雖從19世紀起，西方傳播思想開始傳入中國，但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現(xiàn)代傳播思想仍未擺脫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巨大慣性，一些現(xiàn)代傳播思想啟蒙者屢遭磨難。在20世紀的一些年代里，中國不僅拒絕現(xiàn)代傳播思想，甚至拒絕我們的先賢先哲們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的傳播哲學觀。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實行了舉世矚目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學者們才又開始新的跋涉?！边@段文字概括了中國20世紀傳播學發(fā)展的最突出的特點，可以說對中國傳播學的整體歷史命運洞若觀火。

作為一套學術史專著，這套專著不僅有豐富的資料性的梳理和闡述，而且對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學成果進行了審視和評價。如對報刊自由主義理論，戴元光在《傳播學卷》中充分肯定了其歷史意義，同時又特別提出“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兩個錯誤前提”，其一是“關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關于契約國家的假定”。

本套專著的主題是“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而在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上，展望和預測下一個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fā)展和建設。童兵、林涵的《理論新聞學卷》其“結語”為“任重而道遠――又一個世紀之交”，直接提出了下個世紀新聞理論研究的一些重大課題；徐培汀的《新聞史學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邁向21世紀的歷史新聞學研究》做結。戴元光的《傳播學卷》又把“21世紀中國傳播學研究”作為最后的一個專章來討論。中國化的傳播學體系的建設是21世紀的根本目標，而新世紀中國化傳播學體系的建設又必須牢牢扎根在20世紀乃至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之中?！?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說是為新世紀整個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基礎，尤其是對傳播學體系的真正的中國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基點。

二

也許正是由于著者對于中國傳播學發(fā)展有著清醒的宏觀把握以及其對未來建設的迫切性認識，所以，當此項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軍等學者又進一步把傳播學術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華民族的全部思想發(fā)展史上。2005年，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現(xiàn)當代卷，凡四冊，洋洋194萬余言。這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補學術史空白之作。

作為傳播思想史的研究，與傳播活動和行為歷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傳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傳播的具體活動和行為本身；而傳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則是在傳播基本問題上，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是如何進行“研究”以及如何進行傳播的程序設計的。而所謂傳播基本問題，在著名的“拉斯韋爾公式”中基本體現(xiàn)了其全部內容，那就是：“誰（傳播者）─說什么（信息）─通過什么渠道（媒介）─對誰（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币蚨?，對于歷代傳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尋找每一時代思想家和傳播大師們在這五個方面的不同思想與主張，從而進一步了解他們是如何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尤其是各個時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傳播狀況和歷史走勢。

就中國數(shù)千年的歷史而言，我們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甚至歷經劫難而繁衍不斷，其中科學的傳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斷更新的傳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正如本書“主編絮語”中所說：在我國，關于傳播的理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甚至更久遠的時代。雖然在古代專制主義的制約之下，我國傳播業(yè)比西方國家的發(fā)展要緩慢一些，但幾千年來，中國傳播業(yè)仍作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間接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走向。盡管我國有幾千年的漫長歷史被籠罩在皇權統(tǒng)治之下，但傳播思想仍屢屢萌發(fā)。尤其是各個時代的傳播思想家啟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傳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紛呈迭出。雖然也有些傳播理念和思想主張還是直接服務于當時的統(tǒng)治者甚至是專制主義文化精神的，但是，作為整體歷史進程中的具體環(huán)節(jié)，那些傳播主張仍然體現(xiàn)著一定的歷史精神。同樣為我們的傳播思想史研究提供著重要的文化資源。

顯然，中國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項極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學科建設工程。尤其是作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不僅需要拓展本學科的學術空間，而且需要更高層次的文化把握與審視。如前所述，傳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為傳播行為之主導乃至主宰的傳播思想，無疑也就主導或決定著文化發(fā)展的生命線。所以，關于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歸根結底，也就是對于中華文化發(fā)展命脈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視。因此，在本書中，傳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僅僅是孤立地研究傳播問題上的某些具體主張，而總是將一定時代的傳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傳播理念置放在一種大的文化背景中進行有機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學”是儒家傳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義的觀念，書中也對“仁學”的方方面面進行傳播思想的解釋，其別強調：“按照孔子的解說，‘仁’的含義非常豐富，所有殷商、西周以來作為統(tǒng)治階層的道德觀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內。我們從孔子傳播思想分析，‘仁’貫穿于禮儀傳播的一切過程和形式，‘仁’包括著宗法傳播的孝道和忠義，也包攝著知識傳播的智和為人處世的六種表德。總之，‘仁’就是‘人’，就是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保ㄓ嘀绝欀骸吨袊鴤鞑ニ枷胧贰饭糯?上，第153～154頁）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學”，既從傳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個重大的“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問題，又從整個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歷史根源以及豐富的文化內涵。

篇6

【關鍵詞】新聞時評;歷史沿革;本體研究

一、新聞時評定義的困惑

(一)“能指”與“所指”的距離

時評,按“顧名思義”的邏輯可以解釋為“時事評論”或“時政評論”。但“時事評論”與“時政評論”二者本身存在概念上的區(qū)別與指向上的分歧。 “新聞時評”作為一個語言符號,本身包含了“能指”(符號的物質形式,即聲音和形象)和“所指”(指說對象、概念)兩部分。符號的聲音和形象在社會的約定俗成中被分配與某種概念發(fā)生聯(lián)系。對于符號的意義的“闡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對“新聞時評”意義的考察要考慮其誕生的歷史環(huán)境和在發(fā)展中意義的不斷疊加。字面理解,未必可以概括其內涵、指向其概念。

(二)時評復興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

1903年初,“時評”作為欄目名稱,已在多家中國旅日留學生刊物中被使用。中國近代早期知識分子,將“時評”作為表達政愿的工具,寄予一代人的強國理想。中國時評傳統(tǒng)經歷了長久斷裂,于20世紀90年代復興,并在新世紀展現(xiàn)出蓬勃的生命力。所謂復興,既有回歸與繼承,又存在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新。所以,對新聞時評概念的確定,既包含對其歷史積淀、傳承精神的合理內核的把握,又要包含其在新時代意義的體現(xiàn),二者的統(tǒng)一是達成共識的難處之在。

(三)新聞時評日新月異的發(fā)展

隨著經濟與科技的不斷發(fā)展,新聞時評的媒體實踐呈現(xiàn)日新月異的態(tài)勢。報紙是新聞時評最早的發(fā)源地,時評已經成為體現(xiàn)報紙思想獨立性與深刻性的重要標尺。電視新聞時評方興未艾。電視讀報類節(jié)目的興起,使時評成為媒介融合的中介。而互聯(lián)網絡的開放性與互動性使時評不再是傳統(tǒng)媒體的專利,各種網絡時評構建起新的社會公共空間。各種形式新聞時評的發(fā)展,使得傳統(tǒng)的新聞時評定義很難適應,對現(xiàn)實的理論概括相對滯后。

在1994年對于新聞時評的定義的大討論后,很難見到對新聞定義的概括,一些零星的對新聞時評本體的研究也很難觸及實質、指導實踐。在錯綜復雜的現(xiàn)實面前,許多學者放棄了對新聞本體的研究,而轉向業(yè)務本身。

二、新聞時評的發(fā)展沿革

中國的新聞時評,誕生于20世紀初期,最早作為欄目名稱出現(xiàn),逐漸發(fā)展成為政論的重要載體?！皶r評”是早期知識分子在西方現(xiàn)代報刊的刺激下,融入了傳統(tǒng)精神與歷史責任的開創(chuàng),自誕生就到達了相當?shù)母叨?在“文人論政”的思潮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建國后,“時評”傳統(tǒng)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斷裂。進入20世紀90年代迎來了復興,成為各種媒體的重要陣地。直至今日,新聞時評的熱潮仍在延續(xù),并體現(xiàn)出日益蓬勃的發(fā)展空間和潛力。

(一)時評溯源:中國近代報刊誕生以來的點點星光

有人認為時評的發(fā)端源于西方,伴隨著近代報紙由西方人“傳入”中國。英國的丹尼爾?笛福,早在18世紀中葉就“以極其動人和極有說服力的文筆探討各類問題”1,享有“社論之父”的美譽。但是中國的時評與西方社論、政論具有明顯的區(qū)別?！皶r評”一詞是典型的本土原生詞匯,在西方找不到完全相同的詞源。時評的誕生,與中國傳統(tǒng)精神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具有重要聯(lián)系,包含了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特殊政治情懷。

(二 )“時評”欄目的誕生

“時評”二字最早作為報刊欄目名稱出現(xiàn)。 1903年初,在日本已出版一年的《新民叢報》進行改版,增設了占全冊頁數(shù)四分之一的“批評門”,包括“政界時評”、“教育時評”、“學界時評”、“群俗時評”、“人物時評”、“雜評”和“評論之評論”――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完備的時評群落,往往每期有十數(shù)篇之多。2此后,“時評”作為一個確定的欄目名稱,迅速被多個報刊使用。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中有:“狄氏灰心武力運動,乃創(chuàng)辦《時報》,為文字上之鼓吹。延陳冷為主筆,獨創(chuàng)體裁,不隨流俗。如首立時評一欄,分版論斷,扼其機樞。”3據(jù)此,許多人把《時報》看作是時評的開創(chuàng)。更有“所謂時評,指《時報》的評論而言,后來各報紛紛仿效,那是作為時局的評論而言了。"4的說法。1907年創(chuàng)刊的《時報》,的確使時評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但 “時評”作為欄目名稱出現(xiàn)卻可以追溯到1903年。

(三) 新聞時評發(fā)展的三次

1、 晚清末年:早期知識分子的言論救國

中國的政論傳統(tǒng)與近代報紙這種新的傳播媒體相遇后,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中國晚清知識分子,看到了報刊在傳播政治觀點上的巨大作用,從而將政論逐漸改造成適于報刊發(fā)表的形式開創(chuàng)了“時評”。以《時報》、《新民叢報》、《民報》為代表的一大批報紙,將時評推上了,體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言論救國理想的實踐和擔當。

2、 民國時期:“文人論政”的高度實踐

“文人論政”是中國報刊史上的一斷不朽傳奇,新聞“時評”是文人論政的重要載體?！洞蠊珗蟆繁豢醋鳌拔娜苏撜钡淖罡叻?其 “星期社評”具有典型的“時評”特征。民國時期,一大批文人深受西方新聞理念的影響,通過報刊積極發(fā)表對國家、民族、社會的意見。新聞時評本身的靈活性、批評性、時政性成為了文人論政思潮的重要載體?！拔娜苏撜?是中國言論高度開放與自由的一個時期,成為了新聞時評發(fā)展的第二次。

3、20世紀90年代至今:時評的復興熱潮

1998年11月,中國青年報“冰點”專題版推出了新欄目“冰點時評”,這是中國新時代時評復興的標志。所謂“復興”是在經歷了建國、后的斷裂,對中國20世紀初的“時評”傳統(tǒng)重新予以繼承,并在繼承中賦予其新的時代特色和精神。

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時代背景下,意識形態(tài)的轉身是時評復興的政治原因。傳統(tǒng)的以政治為核心的意識形態(tài)轉向多元化,媒體由宣傳工具逐漸向傳播職能回歸,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發(fā)表意見的空間逐漸開放。城市化進程促進了市民階層的形成,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媒體技術特別是互聯(lián)網技術的發(fā)展,使公民表達自我意見成為了內在要求與現(xiàn)實可能。

三、定義新聞時評

新聞時評的評論內容或者說評論對象,既包括時政,即重大的政治性議題,也包括一些非政治性的社會議題,但其指向性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問題;新聞時評具有較強的時效性,其時效性一方面表現(xiàn)在多根據(jù)新近發(fā)生的新聞事件予以評論,另一方面也表現(xiàn)在其對當下性的關注。從創(chuàng)作對象來看,新聞時評的作者既有評論員、又有專家學者,更不乏普通民眾,每一個公民都可能成為新聞時評的作者,創(chuàng)作者的開放性是新聞時評的重要特征。

概括來說,新聞時評是公民對當下發(fā)生的重大社會現(xiàn)象或問題,簡明扼要的發(fā)表觀點與意見的一種新聞評論文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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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詩人李中有“夢斷美人沉信息，目穿長路倚樓臺”的佳句，這是漢語中“信息”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其古義指消息、音訊，側重于口頭或書面?zhèn)鬟f的內容。隨著近代報刊的興起，本土“信息”概念勃興，如1872年《申報》直接列出欄目，標明“絲市信息”、“陜西軍情信息”等，此時，信息的近代含義仍指向消息、音訊、情報。

值得關注的是，現(xiàn)代意義的信息并非從我國本土文化延續(xù)而來，而是西方思潮的舶來品?，F(xiàn)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Hartley在《信息傳輸》中提出，他第一次指出信息與消息的區(qū)別，并設想用數(shù)學方法描述信息量。

1955年，在傳播學之父施拉姆的熱情支持下，數(shù)學家Weaver將信息論引入傳播學，從此，信息成為統(tǒng)領傳播學的核心概念。1984年，李良榮教授的《“信息熱”和新聞改革》一文，正式將信息論和傳播學中的信息引入到中國新聞學，并得出“新聞是一種信息的傳播”的結論。

從信息的角度認識新聞本體及其本質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聞的屬概念”觀點的是寧樹藩教授，1984年他在《論新聞的特性》中提出“新聞是向公眾傳播新近事實的訊息”。1987年一本由國內20所大學聯(lián)合編寫的新聞學教材則稱“新聞是一種信息”已是新聞學里無須證明的公理。

信息概念的引入不僅沖擊了傳統(tǒng)的新聞觀念，引發(fā)國內對新聞定義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論研究更大層面的變遷。李良榮教授評價，信息概念的引進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新聞改革的第二次跨越。然而，跨學科、跨語境關鍵詞的導入與接收，信息概念也發(fā)生了意義偏轉。

香農信息論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學的概念，用來研究信道傳輸能力，正如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數(shù)學理論的近期成就》中所說，香農信息論解決的是技術問題，而不涉及意義問題和實效性問題。而我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側重于消息、音訊，是指向內容的概念，有更多人文色彩，這或多或少影響了新聞學對現(xiàn)代信息概念的理解，直接體現(xiàn)在新聞的定義中，其內涵接近于事實，這就凸顯了傳播的內容，指那些對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其原有的技術特征似乎被遮蔽了。

信息對中國新聞學的影響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新聞學的學科意識逐漸復蘇，處于新聞無學到有學的艱難轉型中，需要主動尋找到一個科學的起點來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信息概念恰逢其時地導入，這是新聞學突破束縛的一次歷史選擇。具體來說，信息概念在以下幾個層面起作用：

第一，確定“新聞的本質是信息”。即使不引進這個信息概念，傳統(tǒng)新聞學中關于新聞本源的問題也依然能解決。但是，“信息才是新聞的本質規(guī)定”卻能夠修正“新聞的本質是事實”一說，因為作為新聞進行傳播的并非是事實本身，而是事實中蘊含的某些屬性的要件所構成的信息。“信息”顯然要比“事實”更科學、更恰當，這個科學術語提升了新聞的本質。

第二，承認新聞學是科學。寧樹藩先生認為，只有以新聞及新聞傳播的自身規(guī)律為獨立的研究對象，才能建構起一個科學的新聞學理論體系。信息概念反駁了過去存在的“新聞工具論”，以信息邏輯起點建構新聞本位的新聞學理論體系。新聞與宣傳劃分開，新聞本位的回歸使新聞的本初功能得以彰顯，體現(xiàn)了對新聞規(guī)律的尊重，使新聞實踐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過去強大的政治話語框架，提升了新聞學的理論地位，體現(xiàn)了一種獨立的學術精神，同時，搭起了我國新聞學與具有國際視野的傳播學對話的橋梁。

第三，20世紀90年代，“信息”觸發(fā)了新聞商品性的討論。人們認識到，新聞除了是一種精神產品，它的生成、傳播、接收反饋過程還帶有經濟實踐和商品生產、消費的特性。既然媒介把信息資源的開發(fā)、采集、傳播當作主要任務，向社會提供各種信息、知識和娛樂服務，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備社會第三產業(yè)的特性，這一特性強調的是信息的服務性。這一認識直接關系著我國“事業(yè)化性質、企業(yè)化經營”的傳媒體制變革，為傳媒的蓬勃發(fā)展注入了活力。

信息與新聞學辯證看

20世紀80年代，信息概念剛引入中國新聞學，有學者認為信息論與新聞學科交叉，由此產生新的學科“信息新聞學”，甚至提出信息新聞有八種寫法。這是種不確切的提法，其實質指向是新聞的信息量。這種提法體現(xiàn)了認識水平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信息概念的引入對學科思維的沖擊。

中國新聞學研究曾經出現(xiàn)過關于新聞的信息量的計算公式，這種做法參照了信息論的信息計量，但卻并不可取，因為信息論并不關心信息的內容，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動作用與信息處理的關系。新聞傳播不同于機械的科技傳播，而貫穿了更多的價值選擇傾向和人文關懷，如果新聞學中的信息仍舊是一種冷冰冰的硬科學符號和技術指標，就會限制實踐中新聞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制約了新聞人作為有思想、有責任的社會工作者的追求。

雖然并不認同運用信息論計量新聞信息，但這種思維方式卻開創(chuàng)了另一番局面，新聞媒介努力擴大報道面、增加信息量，進一步滿足了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但隨著信息泛濫的態(tài)勢，其弊端逐漸顯露。現(xiàn)代人陷入對潮水般信息的依賴，層出不窮的媒介事件又挫敗了人們對媒介和社會的信任，最終變得輕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實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體的世界，過度依賴人與機器的信息交流，反而鈍化了人類的感知能力，并且，借助技術、集中渠道和傳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參與的、平衡的集體行為，即交流。

此外，一段時間里新聞商品性認識助長了有償新聞現(xiàn)象，甚至被指為是其產生的理論根源。需要強調的是，社會“知”的需要催生了新聞，與公共利益有重大、深遠而天然的密切關系，擔負著特殊而無可取代的社會道義和責任。商品化的新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聞作為準公共物品的作用，使新聞這個本應屬于全社會的公共資源被少部分人利用，從而減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響了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公平和正義。當前新聞實踐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證明，對于商品化的特性滲透到新聞這一點，要持有批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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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xiàn)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fā)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xiàn)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lián)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xié)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zhàn)》（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xié)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shù)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xiàn)實議題》、《全球新聞業(yè)：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主權：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fā)現(xiàn)，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tǒng)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fā)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jù)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xiàn)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xiàn)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xiàn)象都是傳播現(xiàn)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栈俏覀冞^去政治化研究傳統(tǒng)的延續(xù)，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fā)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xiàn)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fā)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x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fā)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xiàn)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shù)刂赋觥皣H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guī)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主權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fā)韌于報刊出現(xiàn)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xiàn)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yè)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yè)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yè)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xiàn)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jù)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wěn)定地占據(jù)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wěn)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xiàn)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xiàn)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fā)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zhàn)以后特別是二戰(zhàn)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zhàn)時期，這一傳統(tǒng)得到了延續(xù)。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xiàn)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zhàn)時期對德宣傳總監(jiān)。傳播學的創(chuàng)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zhàn)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tài)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xiàn)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xiàn)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yè)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xiàn)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zhàn)以后政治學由傳統(tǒng)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xiàn)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xiàn)實主義政治學占據(jù)了主流。二戰(zhàn)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fā)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xiàn)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xiàn)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zhàn)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jù)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fā)，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chuàng)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tǒng)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tǒng)，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jù)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shù)據(jù)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chuàng)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tǒng)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fā)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tǒng)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tǒng)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guī)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guī)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xiàn)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chuàng)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xiàn)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xiàn)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xiàn)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fā)，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xiàn)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yè)的內在發(fā)展。有人從媒介發(fā)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xiàn)（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fā)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各國的戰(zhàn)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fā)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guī)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xiàn)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fā)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xiàn)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fā)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 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zhàn)》，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 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 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chuàng)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shù)，占其總數(shù)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篇9

關鍵詞：可供性；新聞生產；關系與互動；媒介與技術；物質性

“可供性”是最先誕生并應用于生態(tài)心理學領域的一個概念，是一種強調“關系”與“互動”的理論，揭示“環(huán)境”與“行為”的協(xié)調關系。智能技術應用下的新興融合新聞形態(tài)給新聞消費的社會形式與社會功能帶來了深刻變化，學界的研究存在著“過度社會化（社會建構論）”和“社會化不足（技術決定論）”的兩極對立，如何把行動的物質性與行動的社會性整合起來呢？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論可以作為一種創(chuàng)新視角引入研究中。

一、可供性理論內涵與應用梳理

“可供性”最初是由生態(tài)心理學界著名學者吉布森提出，用于解釋生物與環(huán)境之間的對應關系。以往我們看待周邊的事物，總認為事物是獨立存在的，這其實是一種割裂的視角，“可供性”告訴人們人與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實踐的達成是建立在人與物的互動過程中的。

（一）可供性———強調“關系”與“互動”的生態(tài)心理學理論

吉布森認為動物具有選擇性地感知環(huán)境中信息的能力，因為這些信息與動物的生存密切相關。生物感知環(huán)境不是通過它的本質，而是通過它能提供的行動可能性。此外，相同的物體對于不同的認知對象會提供不同的行動可能性，例如一棵樹對于猴子而言就是躲避捕食者的避難所，而對于長頸鹿而言則主要是食物的來源?？晒┬岳碚摰木唧w意指引發(fā)了后續(xù)生態(tài)心理學領域的廣泛爭議。Turvey從現(xiàn)實主義的視角將可供性理解為一種環(huán)境的傾向性屬性。有學者對Turvey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可供性是動物—環(huán)境系統(tǒng)的屬性，它并不涉及具體的行為?？晒┬允切袆拥臋C會，立足“關系”的理解認為可供性根本就不是一種屬性，而是一種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學者孫凝翔、韓松（2020）認為，吉布森的“可供性”是針對唯意志論和決定論對立的二元論的立場而提出的一種理論視角，既維護主體之能動性使之擺脫控制，又嚴格拒絕知覺中的任何建構性?？晒┬岳碚摬捎玫氖且环N主體間性的視角，提供了一種辯證但又不失敏銳度的認知工具，它在功能主義、個體能動與建構主義之間構建起一個關系性框架，關注個體與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互動實踐過程。

（二）可供性在其他研究領域中的使用

1.設計學研究美國認知科學及人機交互學者諾曼將可供性概念引入設計學領域并進一步發(fā)展了這個概念，探討日常用品的設計功能如何影響用戶的使用行為，在技術設計和人機交互領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諾曼認為在設計學領域，人們以設計的方式來塑造物體和環(huán)境的可供性，區(qū)分了“通過設計提供的行動可能”與“用戶感知到的可供性”，認為設計師就是要確保設計所提供的行動可能性是容易被感知的。此外，學者Gaver提出用可供性的概念代替認知方法，認為可供性這一概念提供了知覺和行動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他將可供性應用于人機交互的界面設計中，關注技術與用戶之間的基本交互，并認為一些隱藏的或錯誤的可供性會給用戶使用帶來負面影響，而這一概念對于改進設計、提升產品的交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2.信息技術系統(tǒng)研究可供性理論對于解釋人和環(huán)境之間的實踐活動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在組織與技術、信息研究等領域中也應用到了可供性理論。有學者認為從現(xiàn)實主義或本質主義的角度看待可供性理論或對其進行關系性的解釋，對于定義技術有著重要的影響。學者Faraj和Azad將可供性定義為“關系結構”，強調關系的多樣性，認為它不是技術或者人的單一屬性或功能。學者Fayard提出物質和社會兩個維度的解釋，同時承認可供性的傾向性和關系性，并且采取一個綜合性視角來解釋物質環(huán)境如何塑造實踐，而不是決定實踐。受到可供性理論的啟發(fā)，學者逐漸意識到重點關注涉及技術的實踐和行動的重要性，而不是孤立地關注技術，因此比起技術應用帶來的可能性，人們更應該關注實踐的可供性，例如交流、協(xié)作或非正式的互動。3.傳播學研究隨著社交媒體在全球的興起和流行，“可供性”這一概念逐漸被傳播學學者和媒介研究學者所關注，成為理解、分析媒體、技術與用戶之間關系的一個關鍵概念，由此產生了可供性與社交媒體、互聯(lián)網平臺、智能技術等相結合的研究。學者Schrock認為可供性理論為研究移動媒體類技術如何實現(xiàn)常規(guī)化應用并影響人類的交流模式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傳播可供性”的概念，以交流為中心，提出了移動媒體的四種可供性：便攜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體性。Rice、Evans、Pearce（2017）提出“媒介可供性”。潘忠黨教授最早將可供性理論引入中國傳播學研究中，并提出了分析媒介可供性的三個維度，分別是信息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動可供性。有學者在反思和總結傳播學界對可供性理論的使用后指出，不少研究對此概念的溯源或甄別不夠，導致概念的混用或亂用，而可供性概念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技術特性概念化所固有的現(xiàn)實主義為技術決定論者和建構主義者關于技術和人類行為之間關系的辯論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二、新聞生產的邏輯變化：擴展主體范疇，關注多重互動

互聯(lián)網時代，新聞生產的邏輯和規(guī)則發(fā)生了變化，不僅要考察新聞的生產、傳播、流通和消費過程，更要把握其所處的網絡結構以及其中的各個主體節(jié)點之間的關系與互動。強調“關系”與“互動”的可供性理論應用于新聞生產的研究，可以開辟更多的研究視角，為理解新聞生產中不同場景、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互動與意義提供理論支撐?；ヂ?lián)網時代，傳統(tǒng)新聞媒體的融合轉型中會產生很多問題，例如工作的時空節(jié)奏問題、常規(guī)選題的變化、內容與形式的不同側重、常規(guī)消息來源的變化、模糊了新聞與事實關系的議題內爆等。作為新聞生產融合轉型典型的中央廚房以及絕大多數(shù)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在生產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晒┬岳碚搯l(fā)學者采用田野調查法，深入融合新聞生產機構進行長期而全面的觀察與深描，探究傳統(tǒng)的生產理念、習慣和規(guī)則如何做出相應的調試和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又反過來對技術應用和新聞生產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此外，新聞用戶、新聞工作者、自媒體從業(yè)者、技術人員、廣告商、平臺等都應當是獨立的多元行動者，他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互動關系？國家、市場和技術如何對媒體融合與新聞創(chuàng)新產生影響？人工智能、算法等技術的應用如何導致傳播秩序的變化？他們與其他主體之間如何進行互動、如何相互影響并帶來最終的結果？如何建構新聞的真實性和透明性？這些問題都是可以結合可供性理論進行探索的話題。

三、融合新聞的物質性討論：促進理論創(chuàng)新，追問歷史形態(tài)

詹姆斯·凱瑞的傳遞觀和儀式觀注重傳播過程中信息和符號的意義與價值，忽視了媒介的物質性。在近來的研究中，媒介物質性重新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學者孫萍（2020）在研究中指出，近些年社會建構思潮和智能技術不斷勃興，媒介的虛擬表征與意涵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但關于物質性的研究仍然處于邊緣化的境地。而強調“關系”的可供性理論正是一種打破二元對立的理論視角。學者陳昌鳳、仇筠茜（2018）也曾在研究中指出可供性理論有助于將技術、人及間性都納入研究考量，打造出多元認同的意義空間。借助可供性理論關于融合新聞中物質性的討論，可以更進一步在技術、身體、空間等方面回應媒介化的現(xiàn)實建構問題，以促進更多的理論創(chuàng)新。此外，可供性的框架也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追溯途徑，研究者可以不再把技術呈現(xiàn)形式上的每一次轉變都看作是對以往的根本性突破，任何一種技術形態(tài)都應該是歷史性的，可以通過對人們的媒介實踐和使用習慣跨時間段的追蹤，打破宏大歷史觀之下的“新—舊”對立的格局。這有利于進一步印證可供性如何體現(xiàn)并融入技術，有利于理解新興智能技術如何應用于融合新聞的生產和傳播，實現(xiàn)更好的傳播效果。

四、新聞用戶的個體價值：應對異化挑戰(zhàn)，回歸人本主義

在可供性看來，技術的應用為個體提供了“行動的可能”，個體能動的實踐將可能性轉化為現(xiàn)實。當下移動通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新聞生產、傳播的全流程，融合了多種媒介形態(tài)的“新新聞”形式，為用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行動的可能”，新聞用戶得以突破過去新聞消費的時間、空間約束，獲取新聞成為一種隨時隨地發(fā)生的實踐，甚至在不斷延伸感知的范疇和邊界，以追求更好的感官體驗。不過，所有的技術進步都是有代價的，每一次技術的進化都會提出新的問題，技術的進步同時包含了善與惡。技術由人創(chuàng)造，應當為人服務和存在，人們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使技術及其引導下的實踐向著更好的方向發(fā)展。強調動態(tài)互動性過程的可供性理論提供了一個思維視角，它關聯(lián)用戶和技術之間的互動協(xié)作。從可供性的角度來看，用戶不僅是內容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的供給者。環(huán)境為人們提供可供性，人也可以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建構一種想要的生活方式?？晒┬缘睦碚撘暯菍τ诹私饧夹g的運作邏輯、技術與受眾的互動關系、個體能夠發(fā)揮的作用價值以及回歸人本主義的終極目標等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JanesJ.Gibson.TheEcologicalApproachtoVisualPerception[M].London:PsychologyPress,1986.

2.FayardAL,WeeksJ.Affordancesforpractice[J].Information&Organization,2014(4):236-249.

3.孫凝翔,韓松.“可供性”：譯名之辯與范式/概念之變[J].國際新聞界,2020(09):122-141.

4.DonaldA.Norman.Affordance,conventions,anddesign[J].interactions,1999(3):38-43.

篇10

關鍵詞：俄語新聞 翻譯 意譯法

中圖分類號：H35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2-0076-01

一、俄語新聞

新聞，也叫消息，是通過報紙、廣播等途徑傳播信息的一種稱謂。是記錄社會、傳播信息、反映時代的一種媒體。新聞概念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新聞的結構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新聞標題、導語、主體、背景和結語。

新聞按照新聞事實發(fā)生的地域和范圍來看，分為國際新聞和國內新聞；按照新聞性質劃分有政治新聞、經濟新聞、科教新聞、軍事新聞、社會新聞、文藝新聞、體育新聞和會議新聞等；按照新聞題材來劃分，可分為典型報道、綜合報道、評述性報道和批評性報道等。

翻譯實例均來自俄羅斯新聞網站，具有時效性，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醫(yī)療、生活等角度進行實時報道。以國際和平和發(fā)展為大背景，國家之間進行信息傳遞。國際時事新聞的傳播與時事新聞翻譯密不可分：國際時事的漢譯有助于中國及時快速地了解國際社會形勢，而國內時事新聞的外譯有助于使世界了解中國，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傊侣勗谏鐣腿藗兩钪衅鹬艽蟮淖饔?，人們已經越來越離不開新聞，我相信新聞一定會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二、對翻譯的不同定義

研究翻譯，對“翻譯是什么”這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從表達形式方面來看，翻譯分為口譯和筆譯?？谧g活動的歷史早于筆譯。從操作者來看，翻譯分為“人類翻譯”和“機器翻譯”。從翻譯領域來看，分為“文學翻譯”和“技術翻譯”。從程度來看，翻譯活動尤其是筆譯除了逐字、逐句、逐章節(jié)的全譯之外，還存在摘譯、編譯、譯述、縮譯、綜述、譯評、改寫等多種形式。[1]

“翻譯”一詞在現(xiàn)代漢語的詞匯系統(tǒng)里相當特殊，它既可以指翻譯活動主體，即翻譯者，也可以指翻譯的行為和過程，還可以指翻譯的結果即譯文。在新聞翻譯理論、新聞翻譯原則、新聞翻譯批評、新聞文體特點及其方法上都有涉足。

三、意譯法

意譯（歸化法）指忠實原文的內容，不拘泥于原文結構形式與修辭手法的翻譯方法。根據(jù)原文的大意進行翻譯，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譯。意譯更能體現(xiàn)出本民族的語言特征。舉例說明：

（1）Они， конечно， герои дня， на них направлены объективы фото- и видеокамер. В списке награжденных слесарь， лесничий， врач， политик и режиссёр.

譯文：當然，他們是今天的英雄。照相機和攝影設備對準了他們。這五名英雄中有鉗工、護林員、醫(yī)生、政治家還有導演。解析：“герои дня” 原意為英雄和今天，并不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所以根據(jù)上下文語義，以通順為主旨。借助意譯法將兩個詞譯為句子。

（2）Правда， предпочёл отметить юбилей со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в Пенсильвании， подальше отВашингтона， обозвав его болотом.

譯文：的確，他更喜歡同自己的擁護者在距離華盛頓不遠的賓夕法尼亞州慶祝他的周年紀念，而不是所謂的華盛頓泥潭。

解析：“болотом”本意為沼澤，在政治用語方面需要謹慎、準確，并且充分表現(xiàn)出原語的語言色彩。

（3）Главным в послании стал анализ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черкнул： причина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кризисных явлений ― не внешнее давление， а проблемы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характера.

譯文：俄羅斯經濟狀況分析成為國情咨文的主題?？偨y(tǒng)強調：大部分危機現(xiàn)象的原因并不是外部壓力，而是內部經濟問題。解析：“характер”本意為個性、性情、特征、面貌、毅力、典型人物等，具有多意義，根據(jù)上下文，并未提到性格等含義，而是一直談到的經濟問題，所以直接將這個詞引申意義譯出來，使讀者更加明確整句話的意義。

四、結語

論文還存在欠缺，例如：翻譯理論知識掌握得不夠系統(tǒng)，領悟得不夠透徹，存在理論和實踐相脫節(jié)的現(xiàn)象，無法做到用理論去指導實踐，用實踐去印證理論。缺乏理論指導的實踐盡管也可進行甚至可能成功，但譯文會因理論缺失而缺乏厚重感和應有的內涵，雖能達意但不能傳神。意譯法作為翻譯理論能更好地指導實踐，促進翻譯事業(yè)發(fā)展。

參考文獻：